愤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,因为有愤怒,才会想改变

2020-07-10 浏览量:534

愤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,因为有愤怒,才会想改变

历史告诉我们,想改变,就要学会愤怒,在《我们的那时此刻》这本书,透过电影回顾台湾五十年历史,重新去看台湾的电影及它背后的时代意义。看见我们不一样的过去,一样的未来。

创作,尤其是电影创作,都应该要跟社会对话。

多年来,台湾社会一直鼓励我们往前跑、往前看,可是我们已经失去了一种能力,就是「停下脚步,回头看看我们的历史」。不只是我这个世代,我发现很多年轻人,都不懂得善用历史,去找到未来的可能性。

这幺多年我一直在做纪录片,心里非常明白,现在所拍的当下,在未来都会转变成历史,我们都是在不停的当下,诠释未来看待的历史。在我製作《我们的那时此刻》纪录片时,觉得很兴奋,因为我有机会回到历史中,重新去看台湾的电影及它背后的时代。

在这部纪录片中,我用五个时代回溯台湾的庶民史:

六○年代加工出口区女工疯琼瑶──《我是一片云》
七○年代中美日断交政宣片热烧──《英烈千秋》
八○年代解严前后开始反省回顾──《搭错车》
九○年代劫机走私赌博纸醉金迷──《热带鱼》
千禧年后迎向国际──《双瞳》

历史告诉我们,改变当代电影的巨大力量都是青年。不论是侯孝贤导演,或更早的李行导演,在三十岁前后,就是当代具影响力且非常年轻的电影导演、电影从业者。

年轻创作者有个重要特质,就是懂得愤怒。我所谓的愤怒不是翻桌打人,而是思考过的「愤怒」,对于所有该鼓励或反对的事也好,他们透过思考,懂得愤怒。愤怒是一种动力来源,因为有愤怒,所以想改变。

「改变的力量」或「改变」这个词,它是进行式,可是我们好像没有认真思考之前,是怎样一股动力驱使一个人想要改变。愤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,因为有愤怒,才会想改变,有愤怒才会想追求更好的生活、更好的社会、更好的国家、更好的制度、或更好的人们被照顾……等等。一个世代如果不懂得愤怒,我觉得是因为它不会思索了。

历史是一个训练思索很棒的平台。

《我们的那时此刻》里,戴立忍导演也提到,杨德昌导演在上电影课时,常会丢出一个社会事件,要班上每个人提出看法,最后他会回馈另一种角度与想法。

雪山隧道刚通车时,我也会问班上学生,这个工程让你们想到什幺?学生都马上拿起手机 google,靠 google 大神来决定回答老师什幺答案,「老师,雪山隧道开挖困难,历时多少年多少天……」。不能说这是错误的答案,可是隐隐约约会觉得哪里不对,其实是没有思索。

当天我印象深刻的是,一位坐在角落的年轻女孩,在大家给我制式答案之后,有点不好意思地举起手来,她说,「老师,我想到以前要去宜兰时,走九弯十八拐的北宜公路,那个在最顶端卖茶叶蛋的人,在雪山隧道通了,北宜公路车流变少之后,他要去哪里呀?」这就是思索。我们太少这种从另外一个角度,从庶民角度的思索了。

戴立忍
第一个十年,除了戒严时期政令宣导片外,那时也是健康写实电影兴起的时期,像李行导演的《养鸭人家》、《蚵女》,再来就是琼瑶爱情「三厅电影」。这时期的电影看到了对未来的梦想以及爱情。

三厅电影时代,在琼瑶电影里获得的安慰,对艰困时代有其特定意义。

一开始我很好奇,到底是谁在看这些电影?

在找资料的过程中,发现这个时期正好是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型进入工业社会,非常多女性从农村到城市边陲工作,像高雄楠梓加工出口区、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区等等,这些女工有很高的比例是长女,那个时代,长女必须牺牲自己,让弟弟妹妹读书,或者让原生家庭的经济改善。

这些女工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在工厂,只有趁假日晚上到电影院看着「二秦二林」电影,秦祥林、秦汉、林青霞、林凤娇,不管谁配谁,她们都可以在电影里面得到满足,然后继续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。

我去户政事务所调查,那个年代,在户政系统登录最多的名字叫婉君,因为有琼瑶的《婉君表妹》!我们的父亲或母亲,他们把对爱情的嚮往,投射到下一代。天啊!一个电影里男女主角的名字,竟然影响着你的人生以及下一代。

面临外交打击,整个国家社会必须唱出爱国主旋律,巩固民心。

第二个十年,台湾退出联合国,跟美国日本一竿子国家断交,一连串外交打击,风雨飘摇。这时国家必须唱出另一种爱国主旋律,来巩固民心。

那几年金马奖得奖影片,全部都是政宣片,得奖理由是因为主题正确。现在听起来荒谬,可是当时真的如此。小时候看《笕桥英烈传》,电影演到自杀、军机冲向对方船舰时,我会哭耶!我就想,这些电影在当时会影响哪些人?

会不会有人看了这些电影去从军?我问了当教官的人,他们说,对,他们真的是因此从军。

当时中美断交,他们冲回家看到家里有袋鸡蛋,二话不说,拿了就出去丢鸡蛋,回来时,妈妈要煮饭,「啊!我的鸡蛋呢?」、『妈,我拿去砸美国人!』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,他们决定从军报国。

拍摄现场,我请他们再看一次《英烈千秋》、《梅花》,仍是热泪盈眶。他们已退伍多年,如今还是如此热血地看待自己的生命及这块土地。

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,第三个世代对我而言就是《搭错车》。第三个十年,是台湾解严前后非常疯狂的年代。

电影里,开始提到「土地正义」,国家或政府怎幺去强拆民宅;开始看到这些老兵,奉献自己的人生,却变成被时代辜负的人。

导演虞勘平说,《搭错车》就是搭错国民政府的车来到台湾,因为主角在中国大陆有田有地,来到这里住在违章建筑里,什幺都不是。然后就这样一路到解严前后,更多的本土意识抬头,更多的政治命题跑出来。第三个十年是非常疯狂的时代,却也是思索撞击奔放的年代。

《热带鱼》绑票案,诉说了整个台湾深陷在追求金钱的脉络里。
第四个十年,这时的台湾从被称为福尔摩沙,转变成贪婪之岛。当时股市破万点,社会风靡大家乐。九○年代,台湾以前质朴蕩然无存,充斥金钱游戏,陆海空都陷入疯狂。「空」,当时劫机一大堆,只要开飞机过来,就黄金三千两;「陆」,到处是绑票案;「海」,就是走私。

九○年代根本没人拍电影了,大家都去炒股票!陈玉勋导演拍了一部《热带鱼》就在讲绑票案。电影描述台湾深陷在追求金钱的氛围里,但还是保有一点点人性的纯朴跟可爱,在令人沮丧的九○年代,找到一点点希望。

当好莱坞投资的《卧虎藏龙》,在全世界得到那幺多票房跟艺术成就时,给了台湾电影走向国际的思考。而《双瞳》这部片,也是由好莱坞投资的电影开拍,更为当时低迷已久的台湾电影环境,带来新的视野。
第五个十年,我们必须走向国际。这个主张可以套用在任何产业、甚至文化上。回头看这四十年,台湾电影迎向国际的蓝海策略,我们準备好了吗?又是否可以在这里得到更多的机会跟骄傲?

在那个国片最惨的年代,不论票房好坏,蔡明亮也好,侯孝贤也好,杨德昌也好,都能在全世界的影展上展现台湾的文化力量。而现在,我们虽然出现一部部破亿的电影,但在国际影展上却愈来愈丧失文化的发言权。

第五十届金马奖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非常小成本的新加坡电影《爸妈不在家》。这是一个严峻的提醒:我们在某种追求的当下,不是不知不觉也打压了另一种可能。而台湾最棒的不就是多元吗?

不管是沉重悲伤的故事,或是严肃的议题,我希望台湾未来会选择一种语法──幽默。当我们用幽默去讲一个荒谬的政治议题时,你会发现这里面就不再只有仇恨,还有理解或谅解。

当你用幽默去讲一件悲伤的事,悲伤的层次就丰富起来,它就不是只有眼泪而已,它有希望,它有机会。

相关文章